埃隆·马斯克指责萨姆·阿尔特曼“窃取”了一家非营利组织，但庭审揭示了双方的目标其实是一致的

陪审团迅速驳回了埃隆·马斯克针对OpenAI其他创始人及微软提起的诉讼，这印证了我们在法庭上所见：马斯克的诉讼理由站不住脚，部分原因在于他拖延了太久才提起诉讼。

在上周的结案陈词中，OpenAI的律师系统性地阐述了法律如何对他们的委托人有利，而原告方则集中火力指出萨姆·阿尔特曼显然缺乏可信度，并表示难以相信会有人支持马斯克的指控。

最终结果是，判决公布后，有些人难以相信马斯克会败诉——包括马斯克本人。 在一篇后来被删除的帖子中，马斯克称伊冯娜·冈萨雷斯·罗杰斯法官是“奥克兰一位糟糕的活动家法官”，随后宣称：“对于任何详细关注此案的人来说，阿尔特曼和布罗克曼确实通过侵吞慈善资金中饱私囊，这一点毋庸置疑。”

然而，从OpenAI的非营利投资中获益的并非只有阿尔特曼和布罗克曼。尽管马斯克及其法律团队竭力将庭审焦点集中在阿尔特曼身上，但庭审过程同样揭示了许多关于马斯克本人的信息。

法庭上披露的一起事件显示，马斯克以一种令人感到既熟悉又尴尬的方式从OpenAI中获益。 格雷格·布罗克曼作证称，2017年，马斯克曾要求他带领一支OpenAI研究团队前往特斯拉总部，协助自动驾驶团队工作数周。“很明显，这并非我们能拒绝的请求，”布罗克曼表示。

布罗克曼描述道，他带领了一支由安德烈·卡帕西（Andrej Karpathy）、伊利亚·苏茨克弗（Ilya Sutskever）和斯科特·格雷（Scott Grey）等顶尖科学家组成的团队，去为“士气低落”的特斯拉员工提供咨询。 他们协助提出了改进车辆自动驾驶技术的构想，苏茨克维尔当时告诉团队，如果能找到1万张棘手边际案例的图像，就能修复软件。马斯克甚至要求布罗克曼推荐应被解雇的员工，但遭到了他的拒绝。

另一位了解此事的人士证实了布罗克曼的说法，并表示特斯拉并未就OpenAI员工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向其支付报酬。马斯克的家族办公室Excession未回应置评请求。

马斯克诉讼的核心在于，阿尔特曼、布罗克曼和OpenAI犯下了“违反慈善信托”的行为——即马斯克捐赠资金是出于特定的慈善目的，而他的联合创始人却将其用于其他用途。 他还指控他们通过OpenAI营利部门相关的股票及其他福利获得了“不当得利”。

就OpenAI科学家“空降”特斯拉一事而言，马斯克的慈善捐款（他曾以此抵扣税款）原本用于聘请一家致力于保障AGI（通用人工智能）福祉的慈善机构的科学家。随后，他却让这些科学家无偿为其营利性公司工作。

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Beyond Unprecedented》播客联合主持人多萝西·伦德（Dorothy Lund）告诉TechCrunch，这种安排在法律上站不住脚，并指出：“马斯克自己似乎以与该使命不符的方式转移了资产，却以违反慈善信托为由提起诉讼，这未免有些厚颜无耻。”

虽然自动驾驶工作确实涉及人工智能，但马斯克方面的证人强调，特斯拉的自动驾驶项目与OpenAI的研究议程截然不同。 部分原因在于，卡帕西（Karpathy）在该事件发生后不久便从OpenAI跳槽至特斯拉。OpenAI的律师将此次离职描述为马斯克违反了对该实验室的职责——当时他担任该实验室董事会联席主席——通过挖走其关键研究人员来为自己的公司服务。

另一个无疑影响了陪审团判断的因素是，马斯克在2017年为争取对OpenAI一家潜在营利性附属公司的完全控制权所花费的大量时间。 马斯克采用了“好警察、坏警察”的战术，试图说服联合创始人让他完全掌控OpenAI的营利性子公司——一方面向他们提供免费的特斯拉汽车，另一方面威胁要停止捐款。

他的这些举动让其律师陷入两难境地，迫使他们必须向陪审团证明，马斯克设想的盈利性子公司与最终成立的实体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律师们暗示，一个“规模较小的附属”盈利性实体是可被接受的，尽管OpenAI的证人指出，拥有庞大商业部门的非营利组织并不罕见。

事实上，存在一种合乎情理的反事实情景：如果马斯克当时接受了联合创始人提出的将股权更平均分配的提议之一，那么如今他本可以成为OpenAI的最大股东之一——只是无法掌握控制权。 但在庭审过程中，马斯克的几位关联人士多次作证称，他拒绝投资任何无法由其单独控制的企业。

马斯克的索赔因提起过晚而失败，这虽被描述为技术性问题，但诉讼时效背后有着实质依据：个人和企业是在认为其行为合法的前提下做出重要决策并投入资源的。 如果像马斯克这样的人拖延太久才提起诉讼，推翻所有这些决策所产生的成本可能会超过应得的合理赔偿。

陪审团成员均未透露他们是如何得出这一裁决的。不过，他们被要求考虑：在2021年8月5日之前，马斯克是否应该知道OpenAI正在将其资源用于其使命范围之外，或者正在成立一家营利性附属公司。对此问题的答案很明确：马斯克本人当时正在做这些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