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爾·里默預測人工智慧技術的投資將重拾升勢

五月底，我在雅典與尼爾·里默（Neil Rimer）交談時，他說了一句話，自那時起便一直縈繞在我心頭。在該市一場熱鬧的新科技節上，他談到了人工智慧所創造的日益增長的財富，並堅信某種形式的財富再分配終將發生。 他接著表示，這種再分配可能是自發性的，也可能是受外部壓力所驅動，但無論如何都是不可避免的；他補充說，希望這種再分配能以自發的方式發生。他還指出，科技產業的領導者們在確保這種再分配得以實現方面，可以發揮關鍵作用。

若這番話出自多數人之口，或許會被視為典型的民粹主義言論。然而，這話出自里默之口——身為過去三十年來最成功風險投資公司之一「Index Ventures」的共同創辦人——當他在公開場合說出這番話時，聽來格外引人注目。

里默於2021年退居二線，不再參與日常投資事務，如今大部分時間都待在雅典——那是他妻子的家鄉，他的孩子們也持有希臘國籍。他接受我們採訪時，身穿一件皺巴巴的鈕扣襯衫和牛仔褲，而非同儕們常穿的那種量身訂製的西裝外套和精緻針織衫。 儘管風格迥異，Index Ventures 近年來仍取得了卓越的投資回報：該公司自成立以來已從外部投資者處籌集約 150 億美元資金，據報導，去年的退出交易——包括 Figma 的首次公開募股（IPO）以及 Google 收購網路安全公司 Wiz——為 Index 帶來了約 90 億美元的收益。

里默也找到了回饋社會的方式。他擔任「Endeavor Greece」的董事會成員，該組織致力於支持新興市場的創業家；此外，他於2019年至2025年間擔任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s Watch）主席。 2021年底，他與父親及兩位兄弟共同向麥吉爾大學捐贈1,300萬美元，用於翻新一棟校園建築，該建築現被命名為「里默大樓」。他們還於該處設立了新的「原住民研究與知識研究所」。

鑒於他對財富再分配的言論，他此時倡導回饋社會似乎有些矛盾。「捐贈誓言」（The Giving Pledge）——這項由華倫·巴菲特與比爾·蓋茲於2010年發起的倡議，旨在鼓勵億萬富翁將一半財富捐贈給慈善事業——正變得越來越不合時宜。 根據《紐約時報》3月的一份報導，該計畫前五年僅有113個家庭簽署承諾，此後簽署人數先降至72戶，再降至43戶，到了2024年，簽署者僅剩4戶。 該文章強調，部分最富有的科技高管中，慈善行為已不再流行。（值得注意的是，全球首富伊隆·馬斯克曾表示，他的企業「本身就是慈善」。）

這股趨勢不僅限於「捐贈誓言」。根據《史丹佛社會創新評論》的數據，2024年美國慈善捐贈總額雖創下5,925億美元的歷史新高，但實際進行捐贈的美國人數量已連續五年下滑，光是2024年就減少了4.5%。 2000年時，三分之二的家庭會定期捐款，而如今這一比例已降至約一半。美國銀行與莉莉家族學院的數據顯示，即使是富裕家庭，捐款比例也正在下降，從2017年的90%降至去年的81%。

這種趨勢在 Index Ventures 自身的投資組合中亦顯而易見，該組合包含 Anthropic。Business Insider 最近詢問理財規劃師亞歷克斯·卡斯韋爾（Alex Caswell），他的新晉富豪客戶——其中許多是 Anthropic 員工且倡導「有效利他主義」——是否計劃捐出其財富的相當一部分。 卡斯韋爾解釋道，儘管 Anthropic 會為員工向慈善組織的捐款提供最高達其持股 25% 的配對捐款，且部分客戶確實利用了這項配對機制，但大多數人並未將慈善事業納入其長期規劃。相反地，他們正專注於天使投資或創業。 「這是我觀察到比『渴望成為慈善家』更常見的現象，」他向該媒體表示。

毫不意外地，自願捐贈的缺乏正促使各界透過立法推動財富再分配。加州選民將於今年決定是否批准一項針對該州億萬富翁的一次性 5% 財富稅。 包括谷歌創辦人謝爾蓋·布林（Sergey Brin）和拉里·佩奇（Larry Page）在內的一些人士，已將主要居所遷至南佛羅里達州，以避免受到這項稅收的影響。

據報導，OpenAI 正考慮於 2027 年上市，而這項決定的可能原因之一是：若該項稅案通過，淨資產將依據個人截至當前曆年年底的全球資產總額進行計算。

不出所料，任何此規模的財富再分配措施都面臨強烈反對，包括加文·紐森州長在內，以及多位經濟學家均指出，自1990年以來，許多工業化國家已廢除類似的財富稅，原因正是富裕居民因這些稅項而遷離。

其他提出的解決方案同樣備受爭議。據報導，OpenAI 曾討論向聯邦政府提供 5% 的股權，執行長山姆·奧特曼將此構想描述為與公眾分享人工智慧成果的一種方式。然而，批評者則視此為在華盛頓爭取政治支持的策略。 無論如何，矽谷歷來都不願讓政府介入其企業結構。正如資深投資人羅洛夫·博塔（Roelof Botha）去年在接受本刊編輯另一次專訪時開玩笑所言：「世界上最危險的幾句話是：『我是政府的人，我來這裡是為了幫忙。』」

值得思考的是，有多少財富仍遊離於這些正式機制之外。隨著SpaceX上個月首次公開募股（IPO），伊隆·馬斯克的淨資產突破1兆美元，成為史上首位達到此數字的人。 《富比士》在2026年的排行榜中列出了45位新晉人工智慧億萬富翁，其總財富達2.9兆美元——這項數字尚未包含Anthropic或OpenAI上市後可能帶來的收益。 《Business Insider》那篇關於 Anthropic 員工的報導中指出，一旦這兩家公司完成首次公開募股（IPO），其員工的總財富將足以購置舊金山大都會區近三分之一的住宅。

雖然這種情況看似前所未見，但究竟是否代表一種極端的歷史異常現象，目前仍存在爭議。去年第三季，美國前1%家庭持有的財富佔比達到31.7%，創下自1989年聯邦儲備系統開始追蹤此數據以來的最高紀錄。 該數額大致相當於前10%以外的其餘90%家庭所擁有的總財富。

儘管如此，這個數字仍低於1916年「鍍金時代」高峰期時，頂端1%家庭所佔的45%。然而，若將目光投向最富裕的人群，情況便截然不同。 經濟學家加布里埃爾·祖克曼（Gabriel Zucman）估算，約在1910年「鍍金時代」鼎盛時期，美國前四大財富持有者的總財富合計佔全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4%。如今，這同一群體——現由19戶家庭組成，而非當年的4戶——持有的財富已佔GDP的14%。

里默提出的兩種財富再分配途徑——自願或強制——在美國財富集中度曾達到類似水準的歷史時期，均有先例可循。 1889年，在第一波「鍍金時代」的巔峰時期，安德魯·卡內基發表了一篇題為《財富福音》的文章，他在文中主張富人應將自己的財富視為信託，在有生之年為公共利益進行分配，並稱「死時仍擁有巨額財富」實屬可恥。 這篇論文成為現代慈善事業的奠基之作，也是「捐贈誓言」（Giving Pledge）的思想先驅。

然而，這種自願性的做法並未持續太久。到了1930年代中期，路易斯安那州參議員休伊·朗（Huey Long）憑藉一項名為「分享我們的財富」（Share Our Wealth）的計畫，聚集了大量支持者；該計畫主張對富人徵收高稅率，以資助所有美國人的基本收入保障。 出於擔心工人階級的支持可能會轉向朗，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實施了媒體所稱的「榨取富人稅」，將最高邊際所得稅率提高至79%。 儘管這項措施所重新分配的財富不如朗所期望的多，但它仍是美國歷史上最鮮明的例證：當自願捐贈無法緩解日益加劇的壓力時，政治主導的財富再分配便隨之而來。

對於在科技產業度過整個職業生涯的里默而言，這些都不是新資訊。他更感興趣的是他所謂的「科技公司的道德核心」。 這種關注可追溯至1984年他在史丹佛大學就讀本科時期，當時蘋果公司為學生提供首款Macintosh電腦的折扣價。彼時，史蒂夫·賈伯斯和蘋果的其他創始人，用他的話說，是「英雄」——因為他們創造了某種他相信能真正造福世界的事物。

他表示，如今令他擔憂的是，聽到自己的孩子們談論某些科技公司時，語氣竟與前幾代人談論國防承包商或香菸製造商時如出一轍。

批評者可能會指出，身為 Anthropic 等公司投資者的里默，正直接從這筆他認為最終必須分享的意外之財中獲益。 但他更希望看到其他受益者自願捐出部分財富，而非被迫繳出。他認為實現這一點有「輕鬆」與「艱難」兩種方式，並希望人們能在歷史迫使他們這麼做之前，主動選擇那條更輕鬆的道路。